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當前，我國碳排放量約占全球排放量的28%，居世界首位。2016—2020年，我國碳排放量仍在逐年增加；上市企業年排放量波動明顯（圖1）。在嚴峻的環境治理形勢下，推動我國經濟的低碳轉型發展對實現經濟社會轉型升級、保障國家能源資源安全、提升大國責任擔當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低碳轉型主要是指通過節能減排、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而實現經濟增長與碳減排“雙贏”目標的發展過程，是促進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重大戰略選擇。
數字經濟是以先進數字技術為基礎，以數據為核心資源，以網絡平臺為載體，以智能化為驅動力的新型經濟形態，具有高效率、低成本、高靈活性、高透明度、高包容性等特征，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直接體現為數字化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廣泛應用，更體現為對數字化平臺組織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數字規制環境的逐漸完善。一方面，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在全球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為38.1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為45.0%。其中，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大、占比高，占GDP比重已經超過50%；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增長更快，增速達到22.3%。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自2014年以來的累計增量規模不斷擴大；類似地，企業層面的數字化轉型水平也保持較高水平（圖2）。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共享經濟、綠色經濟等形成了深度融合，數字經濟產業主體呈現出明顯的從“硬”設施向“軟”服務轉變勢頭，面向政務、金融、工業等領域的數字服務實現倍增，并進一步以服務創新為動力，不斷推動數字技術的進步和應用。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成為推動低碳轉型發展的重要手段。數字化有助于實現綠色技術突破，提高企業從源頭到末端的環境治理能力。研究預測，到2030年，數字技術將賦能全社會總體減排為12%—22%，對于工業、交通業、建筑業等各行業的減碳貢獻度可達到10%—40%。加快推進數字經濟與碳減排場景融合，支撐能源生產與消費模式、技術與體制機制深刻變革，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低碳生產過程中的工藝改良與決策支持、綠色治理過程中的形勢研判與政策制定等已成為“雙碳”背景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
然而，當前數字經濟賦能我國低碳轉型發展的實踐中存在著技術創新、人才配置、數字治理及市場機制等不同維度的現實挑戰。此外，在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數字金融等不同數字化發展情境下的低碳轉型路徑存在系統性差異。因此，需要綜合考量數字經濟對于低碳轉型發展的異質性賦能作用。由技術（technology）、組織（organization）與環境（environment）所構成的TOE框架可追溯至Tomatzky和Fleischer的研究，用于探討復雜技術應用場景對技術實現效果的作用路徑。已有研究多關注數字經濟本身技術特性對于低碳轉型發展的作用，對于數字經濟促進碳減排進程中的管理運營模式等內部因素，以及政策法規、市場競爭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路徑缺乏系統性探討。TOE框架作為基于技術應用擴散的綜合模型，有助于從技術迭代、管理變革與制度優化等方面系統分析數字經濟促進低碳轉型發展的影響機制，厘清研發、運營、監管部門等主體的職能，為探索多元主體的實踐路徑提供系統性框架。此外，TOE框架內涵會隨研究領域的遷移或情境的調整而相應改變，能夠較好地應對與處理不同數字化發展情境下，數字技術、數字管理與數字規制在影響要素發掘方面的易變性與作用機制探索方面的復雜性，以期豐富與拓展數字經濟賦能低碳轉型發展的理論內涵與邊界。本文基于“技術—組織—環境”的TOE框架，剖析數字經濟賦能低碳轉型發展的內在路徑，探討制約數字經濟促進低碳轉型發展的資源和環境管理問題，為助力我國數字經濟賦能低碳轉型發展提出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賦能低碳轉型發展面臨的挑戰
當前，數字經濟賦能低碳轉型發展已初見成效，但仍然存在諸如數字技術創新能力不足、數字人才短缺、制度環境與市場機制仍需優化完善等問題與挑戰。
數字技術創新水平有限，難以滿足低碳轉型場景需求
數字技術的普及程度和創新能力不足。數字化投入方面，目前我國缺乏有效的激勵制度和保障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數字低碳技術的持續創新。以人工智能領域投入為例，2013—2021年，我國人工智能領域投資不斷上升，但在高性能計算等人工智能關鍵領域，我國仍然存在一定的投入缺口和對外依賴度。數字化應用方面，2021年我國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為52.1%，距離數字化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普及仍有上升空間。數字化創新能力方面，在數字科技領域，從全球被引量位居前1%的頂尖論文數量看，中國（7 096篇）仍少于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美國（9 634篇）。在企業層面，近年來企業數字化組織賦能評分表現出一定的波動，表明數字資本、人力及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數字投入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數字化技術驅動和數字化應用水平較前期相比增速明顯放緩，在2021年甚至出現了一定的下降，這說明數字技術創新升級與技術、流程、業務等方面的數字應用推廣面臨瓶頸（圖3）。
數字化減碳技術的性能還需進一步提升。目前，新型基礎設施的能耗、算力提升等方面還存在不足，可能誘致數字經濟的能源回彈效應。一方面，數據中心、5G通信基站等設施電力需求大。隨著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數據中心規模將持續擴大，能耗不斷攀升，造成巨大減排壓力。數據顯示，全球信息與通信技術（ICT）產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就占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4%，這與數字經濟下算力需求增長、業務擴張等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高碳行業的數字化轉型也尚未滿足落地應用要求。體現在：成本高昂。以風能產業為例，能源產地遠離負荷中心所造成的智能電網調度、跨區輸電等附加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如跨區域輸能系統與智能調配平臺等，將增加技術成本。技術瓶頸。如數字技術在可再生能源發電并網和電力調度方面的穩見證定性仍需提升。可再生能源的電力生產呈現出間歇性波動的特征，對數字技術預測電力需求與控制電力供應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數字技術與減碳需求場景匹配遭遇掣肘。當前，數字技術支持碳中和的場景尚不明確。依托大數據、數字孿生、元宇宙等技術的綠色管理創新與綠色盈利模式發展受限。數字技術創新需要與細分行業的特點和需求相結合，針對不同的領域選擇更有針對性的低碳轉型路徑。目前，數字化技術與碳減排具體場景匹配主要有以下限制因素：“數據孤島”問題。以能源行業為例，傳統能源行業的數據產權集中，數據壁壘明顯，數瑜伽場地據交換和共享存在障礙，低碳轉型協同治理難度大，削弱了全流程協同降碳力度。客觀上，我國目前缺乏規范的全國性能源大數據管理標準與健全的數字產權保障制度；主觀上，能源企業自身數據開放共享意愿不強；總體而言，我國能源大數據的匯聚、融通仍處于初級階段，掣肘企業低碳轉型發展。數據質量問題。對于制造行業而言，數據質量直接影響到產品質量、生產效率、成本控制等方面，數據不準確、不及時等問題將導致智能減排系統數據分析和深度學習決策的可靠性降低，限制數字化應用效果。例如，在汽車制造過程中，若生產線上的傳感器采集數據出現誤差，可能導致零件尺寸不符要求，造成原料浪費，產生多余碳排放。數據安全問題。例如，在電力行業，隨著智能電表、虛擬電廠等數字碳中和應用的推廣，消費者的用電數據、個人信息等敏感數據越來越多地被采集、上傳至公共云空間并進行第三方分析，在有效保護不足的情況下，可能會被濫用或泄露，侵犯用戶隱私權益。
數字人才供給能力不足，低碳轉型人才配置仍需優化
數字人才的培養和供給不足。目前我國數字技術人才的總量和質量還不能滿足低碳轉型的技術需求。高端人才數量不足。在數字技術與行業應用方面，我國仍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專家。中國數字科技高層次人才只有0.7萬人，僅占全球總量的9%，僅為位居第1位美國的35%。科技創新能力不強。數字技術賦能碳減排需要不斷創新和突破，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需求。然而，我國目前的數字碳中和技術人才創新意識和能力有待提升，技術創新更多依賴于模仿和跟隨，而非引領和開拓。管理人才缺乏。數字化綠色低碳轉型的高端智庫和管理人才同樣面臨儲備不足的窘境，全國數字人才約有87.5%從事技術研發工作，其余僅有7%從事數字化運營等基本數字管理工作，而數字戰略管理、深度分析、數字化運營等先進數字管理領域則平均占比不足1%。
數字碳中和復合人才缺口明顯。數字經濟賦能碳減排需要涉及多個細分領域的知識和技能，以及結合重點碳排放行業的特點和需求。復合型人才可以有效地搭建數字技術與行業應用之間跨界溝通和協調的橋梁，推動數字碳中和項目的落地和實施。然而，當前復合型人才匱乏，涉及數字碳中和交叉領域的人才儲量極為緊缺。例如，建筑行業采用數字孿生技術對建筑項目進行全生命周期的模擬、實時監測和優化設計，以提高建筑設計的質量和效率；因此，設計人員一旦缺乏對建筑項目生命周期與材質結構的了解，或缺乏對數字孿生技術的掌握和運用能力，就無法有效地利用模型進行建筑方案的評估和優化，影響建筑設計的減排效果。
數字治理體系亟待健全，碳市場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
數字經濟賦能碳減排缺乏具體指導方案。雖然我國已發布了一系列關于碳達峰、碳中和的政策文件，明確了總體目標和重點領域，但對于如何推動各行各業實現數字碳減排尚缺乏具體指導。評價和監督機制需要完善。現階段我國缺乏針對不同行業和企業的數字技術與數字管理賦能碳減排的具體措施和指標，如何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數據采集、核算、監測、披露和交易的數字化平臺、如何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賦能各行業的碳達峰行動計劃等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誘致數字經濟賦能碳減排的不平等性和非均衡性。有效的激勵與懲罰機制尚未建立。如何評估數字經濟在降低碳排放中的貢獻未明確，未能有效鼓勵各行各業積極采用數字技術降低碳排放。上市公司層面，企業數字化戰略引領水平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但數字化環境支撐卻徘徊不前，這說明在微觀企業層面，管理層主導的數字經濟賦能碳減排的經營戰略逐小樹屋步完善；但在宏觀政策層面，數字化碳減排的具體方案仍有待進一步深化與落實（圖4）。
數字經濟對碳市場建設的作用有待挖掘。數字要素市場與碳市場的融合協同不足。數字要素市場是指以數據、算法、算力等為主要內容的新型要素市場，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碳市場是指以碳排放權為主要商品的市場，是碳治理的重要手段。基于“投入—產出”聯系的兩大市場目前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融合機制，缺乏有效的協同和互補。數字技術對于碳市場的優化機制有待加強。如何利用區塊鏈等交易技術提高碳市場的便捷度和信任度；如何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高碳市場的效率和靈活性；如何利用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提高碳市場的覆蓋面和擴容性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創新，以便優化數字要素市場對碳市場的作用效果。除此之外，現階段全國碳市場履約范圍內只涵蓋電力行業等有限領域，還有很多重點行業尚未納入。
碳排放數字化核算控制體制仍亟待優化。數據質量不高。在碳排放數據核算體系中，漏報誤報與計算方法失真等將降低核算結果的準確性。數據共享不暢。碳排放核算控制數字化涉及多個部門和機構的數據共享，缺乏高效的數據交換和共享機制和平臺，信息流通受阻，難以實現碳排放數據的整合。數據時效性不強。由于數據采集、整理和報送的流程比較繁瑣，數據更新速度較慢，無法及時反映實際情況的變化，使得相關部門和機構在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時缺乏及時的數據支持，影響了碳排放小樹屋的有效控制和管理。數據標準不統一。不同部門和機構可能使用不同的數據標準和計量方法，導致碳排放數據的比較和分析困難，使得碳排放核算和控制監督的數字化工作缺乏統一性和可比性，難以形成整體的碳排放控制體系。
數字經濟賦能低碳轉型發展的路徑
在TOE框架中，技術路徑反映了技術特征為實現特定目標或效果所提供的核心手段與有力工具；組織路徑反映了技術應用主體使用技術的理念與模式；環境路徑是技術在更新與應用過程中的保障。基于上述框架，本文進一步探討數字經濟賦能我國低碳轉型發展的路徑（圖5）。
強化精準控碳，實現能源轉型的技術迭代路徑
數字經濟基于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5G通信、區塊鏈等先進科技手段，精準采集并核算工業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與碳排放數據，通過建立數據模型，掌握生產過程中碳足跡從產生到排放的規律路徑，從而針對性實施“源頭—過程—末端”全生命周期的減碳措施。根據GeSI研究，數字技術在未來10年內可通過賦能其他行業減少全球20%的碳排放。具體而言，在電力行業，虛擬現實、深度學習等技術應用有助于實現從電網智能碳監測，到仿真模擬和減碳方案設計，再到智能輔助調控的全面碳排放管理，這將使我國電力行業在2030年減少4.2億噸二氧化碳排放。在交通行業，以機場調度為例，百度智能云結合人工智能建模實現了智能調度，可以從每架飛機上節約10—20升航空燃油消耗，精確壓縮碳排放量。在廢水處理行業，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將在2030年產生15%的碳減排效應。在建筑行業，數字技術則可以通過智慧建筑、建筑節能等方式提高建筑物的耐久性，從而降低碳排放。
借助技術迭代，數字經濟將通過能源結構升級和全流程精準控碳兩條主要路徑，減少高碳能源的使用以提升能源效率，并通過工藝流程改良以最大限度壓縮碳排放量，進而促進低碳轉型的實現。能源結構升級路徑。能源數據中臺與人工智能技術基于海量能源生產和使用數據，通過深度學習擬合能源供需變化趨勢，為提高新能源的功率預測、調度優化等能力提供信息參考，提升能源系統穩定性，為能源技術革命帶來突破機會。全流程精確控碳路徑。數據監測層面，傳感器等監測設備實施收集生產設備的能耗和碳排放情況；通過建立綜合性的碳管理大數據平臺，實時采集區域能源供給側、消費側數據，幫助企業獲取生產運營過程中的碳排放數據，輔助節能減排決策及實施。工藝優化層面，通過大數據平臺厘清各業務間的數據關聯關系，獲取分類、分項的實時能耗數據，建立數據交換融合接口，打通各業務之間的數據流，構建多維數據分析模型，通過全流程精準控碳。以水務行業為例，基于用水量需求、泵機流量、進出口壓力等不同環節設備參數訓練神經網絡模型，有效評估預測泵機效率，并進行自適應反饋控制，能耗下降8%，間接促進碳減排。
優化資源配置，推動模式更新的管理變革路徑
數字經濟通過引入數字化的資源共享網絡和管理信息系統，促進要素流動，進而降低資本錯配、勞動力錯配等要素錯配的水平，充分滿足企業的數字化減碳管理的要素需求，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雄厚的物質與知識基礎，從而間接提升碳排放效率。數字化管理有助于打破要素壁壘，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數字化的管理平臺為信息、知識與服務的流動和共享提供了渠道，有利于減碳技術知識、低碳管理理念的交換與傳遞，促進綠色技術人才的流動，為云技術服務提供公共接口與充足算力，支持面向全產業的精準控碳智能技術服務，這將顯著降低市場摩擦和要素錯配成本，激發創新活動和技術進步，增加生產要素的質量和生產力，從而降低碳排放強度。此外，數字經濟對于管理要素的配置優化還能影響鄰近地區的要素錯配水平，催生碳減排的空間溢出效應，從而提高區域整體碳減排效果。
數字經濟還通過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助力實現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平臺化的生產和服務方式，促進轉型與創新，引導企業向低碳和綠色的經營發展模式轉變，以期賦能低碳轉型發展。從消費側看，數字經濟催生更為綠色低碳的新業態，塑造全新的商業模式，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同時減少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從而降低碳排放。例如，數字經濟可以通過電子商務、共享經濟、在線教育等新興商業服務模式，實現線上交易、共享利用、遠程學習等功能，減少了物質產品的消耗與浪費，提升了服務的規模效應，有效減少了環境成本。從生產分享側看，數字技術賦能工業節能減排主要側重于生產過程管控，占比近64%。數字技術能夠促進傳統產業能源優化、成本優化、風險預知及決策控制，整體上實現節能降本增效提質。數字經濟可以通過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幫助企業實現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能農業等領域的創新和轉型，促使其擺脫高碳詛咒。
加強政策保障，完善市場機制的制度優化路徑
數字經濟通過推動政策創新和制度變革，明確數字技術賦能低碳轉型發展的具體要求、評價標準、獎懲機制等，建立更有效的碳排放治理機制，增強社會責任感和環保意識，從而提高碳減排的動力和能力。數字經濟的發展既會產生社會效益，如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創新活動等，也會產生可能的社會成本，如產生能源回彈效應、加大環境壓力等。這些社會效益或成本并沒有完全體現在數字經濟的市場價格中，導致數字經濟的供給和需求不能達到社會最優水平。標準制定和獎懲機制將通過政府的干預，緩解數字經濟對于低碳轉型發展的負外部性，實現數字經濟與碳減排之間的協調發展。具體來說，標準制定可以為數字低碳轉型發展提供清晰的目標和要求。數字技術可提升碳排放數據獲取、傳遞、存儲、計算的可信性和高效性，助力碳排放核算和碳排放計量的實時化、精準化和自動化，促進了政策制定者對于相關資源環境形勢的綜合研判和環境風險的預測預警等，為實現“雙碳”目標的科學決策提供信息支撐。增加財稅金融資源對數字減碳方向的投放，對高碳行為給予懲罰，降低數字技術推廣成本，分擔數字化改造風險，激發數字經濟主體的減排動力和責任，是引導企業推進數字化低碳轉型的重要路徑。
數字經濟向市場提供了數據要素供給和平臺技術支持，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與低碳轉型，進而完善市場機制激勵引導企業碳減排行為，推進數字經濟賦能低碳轉型發展的供給側變革。數據要素供給方面，數字經濟利用數據作為核心生產要素，實現碳排放數據的全面覆蓋、實時更新、多維度分析，完善數據服務供給市場體系；利用數據作為價值載體，可以建立碳資產管理和評估體系，為市場交易主體提供價值參考；利用數據作為創新資源，可以推動低碳技術研發和應用，為技術創新主體提供技術支持；將數智技術與降碳技術深入融入傳統產業的應用場景，孕育一批“智慧+”新業態新模式，助力推動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向綠色、節能、循環方向發展。技術平臺支撐方面，以工業互聯網等技術為支撐，部署和應用各類智能傳感器可以幫助企業獲取生產運營過程中的碳足跡信息，構建數字流閉環，并通過智能算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例如，利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預測等技術，可以對碳排放權的供需變化、價格波動、風險因素等進行精準預測和評估，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決策支持；借助區塊鏈、物聯網等技術，對工業碳資產和碳排放權進行實時透明且不可篡改的碳資產管理，實現碳交易從配額下發到排放權獲取，再到交易、流通、核銷等環節的全過程數據均在鏈上存儲和共享，推動工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有序發展。
數字經濟發展賦能低碳轉型的對策建議
為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我國必須著力應對數字經濟賦能低碳發展中存在的諸多挑戰，從堅持創新驅動，釋放數字技術減碳潛力；提高人才質量，挖掘數字要素低碳價值；強化政策保障，促進數字產業綠色發展等方面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支撐和保障。
堅持創新驅動，釋放數字技術減碳潛力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數字化與低碳化疊加、交融、互促的協同發展階段。應著力提升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推廣數字技術在產業中的應用，加快建設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著力推動低碳轉型發展。加大數字技術研發投資，促進產學研合作交流。搭建產業與科研機構之間的橋梁，共享資源和知識；加強前沿數字低碳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高對復雜來源、復雜場景的數據要素處理能力在重點碳排放領域開展數字低碳融合技術研究；通過與企業合作開展研發項目，加強技術交流和人才培養，實現科技創新與市場需求的有機結合，推動產學研用一體化進程。推廣創新技術，拓展數字化減碳技術的邊界。改進傳感器技術、數據采集系統和數據處理算法，提高數據的準確性、可靠性和實時性；充分發揮建筑信共享空間息模型（BIM）、地理信息系統（GIS）、邊緣計算、動態仿真、工業智能決策等融合賦能技術在重點領低碳轉型的支撐作用。全面分析減碳需求，利用數字技術定制化解決方案。通過確定減碳需求場景、分析數字技術應用領域、定制化技術解決方案、數據整合與分析等方式匹配數字技術與減碳需求場景，注重實施、監測、持續改進和創新以便于數字技術更好地滿足減碳需求，推動產業綠色轉型升級。
提高人才質量，挖掘數字要素低碳價值
數字人才是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應加強數字技術教育，加大數字技術人才培訓力度，加強高校、企業和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以滿足數字經濟和綠色技術創新的需求，推動數字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改革教育體系，建立數字技術人才培訓機制。針對不同層次和需求開展包括數字技術在線培訓、職業技能認證、短期培訓課程等的培訓項目，提供靈活多樣的學習機會，滿足不同人群的學習需求；建立和完善新職業標準，加強數字技術工程師培育項目，提高數字技術人才的知識結構和創新能力，填補數字人才需求缺口。做強人才隊伍，構建與低碳發展相適應的人才體系。針對低碳技術發展需要，強化科技人才隊伍建設，構建與新能源、新材料等相關的技術人才培養體系。此外，加強數智人才隊伍建設，加快數字工程師、數據建模工程師、軟件工程師培養，提高數字人才與低碳技術匹配度。完善激勵機制，鼓勵平臺型科技企業參與“雙碳”行動。通過出臺政策或創新機制，鼓勵平臺型科技企業參與減碳技術投資，打造行業“碳池”，借助平臺型企業的產業鏈聯動機制，推動全產業鏈低碳發展；支持搭建智能光伏等新能源管理平臺及數字化戶用新能源賬戶，輔助光伏等分布式系能源推廣運維，實現可視、可監、可控的低碳化管理體系，從源頭上推進能源清潔化和低碳化。
強化政策保障，推動數字生態文明建設
加快推動數字經濟賦能低碳發展需要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多元治理體系。通過激活全社會協力共建的活力，將數字經濟和低碳轉型發展的各項重點工作落到實處。加強頂層政策設計和應用示范。構建數字經濟賦能低碳轉型規劃，明確能源、工業、交通等碳排放重點領域數字技術推進“零碳”“低碳”發展具體措施與路徑；在減排潛力較大、數字化設施完備的重點區域、園區、社區、樓宇及企業等，圍繞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賦能綠色低碳轉型，打造“雙碳”應用示范點。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規和市場機制。利用數字平臺、金融科技、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構建多層次、多維度、多主體的碳市場體系，提高碳控的效率和靈活性；利用數字平臺實現點對點的碳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增強對于數字化碳交易準則、交易規則與數字合同的監管，確保數字化碳交易的公平、透明和高效；加強數字普惠金融建設，促進金融機構向實施數字化低碳轉型的企業提供豐富多樣化的碳金融產品和服務，增加交易流動性和激勵機制。構建數字化減碳的治理與應用體系。制定針對性政策，推動重點用能單位率先開展數字化綠色低碳轉型，推進以光伏等新能源為主體的分布式智能電網建設，豐富數字技術的節能降碳應用場景；重視城市建設、應用、管理等各環節的碳足跡，通過智慧城市、低碳城市等創新型城市建設，從設計、治理及監管等多環節優化城市低碳發展路徑；通過數智賦能，全面推進全產業鏈低碳轉型，促進生產、制造、銷售等流程實現全生命周期降碳。
（作者：魏文棟、孫洋，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劉備，南京大學數家教場地字經濟與管理學院 南京郵電大學管理學院；王輝，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耿涌，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