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論

1、《典論·論文》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專論，三國時期文學專論，作者曹丕即魏文帝。曹丕簡介見中國現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魏文帝集》《典論》是他在建安后期為魏太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品德、文明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論文》是此中的一篇這二十篇文章到現在年夜多已經掉散，只剩下殘章斷簡。而幸運的是，《論文》由于被南朝的蕭統選進了《昭明文選》而得以完全保存下來。是一篇很是主要的文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特別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產生是中國現代文論開始步進自覺期的一個標志。曹丕的《典論·論文》恰是在這種風氣中為包養網 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典論·論文》從批評“文人相輕”進手，強調“審己度人”，對建安七子的創作個性及其風格給予了剖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四科八體”的文體說，“經國之年包養 夜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觀及“文以氣為主”的作家論。他的《典論論文》雖短，卻提出了下列有關文學批評的四個重要問題文學作品的功用。

　　這是曹丕關于文章價值的觀點，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史無前例的高尚評價。他確定文章（指詩、賦、散文、應用文）是“經國之年夜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比樹德、建功有更主要的位置，這種文章價值觀是他對傳統的文章（“立言”）是“樹德、建功”之次思惟的嚴重衝破，是文包養 學自覺的一種表現，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有嚴重意義和影響。但惋惜的是，在《典論·論文》里，他并未對這一觀點加以詳細的展開論述。不過，僅僅是提出這一口號，他在文論史上已經是功不成沒了。這就衝破了前此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的主要位置。

　　作家修養和作品風格

　　他說：“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成以力而致（盡力勉強求得分歧）”。清指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濁指凝重沉郁的陰柔之氣，人的氣質個性可年夜致分紅這兩年夜類。《典論·論文》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有名論包養 斷，這就是文論史上有名的“文氣”說。以“氣”論文和作家，是曹丕《論文》最凸起的理論貢獻。曹丕所謂的“文氣”，是指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作家的天然稟賦個性氣質，屬于心理和心思范疇，沒有倫理顏色。“文以氣為主”尤其強調了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的特別個性，這種個性只能為作家個人所獨有，“雖在父兄，不克不及以移後輩。”建安七子各自顯示出各自的才幹，究其緣由，是由“性”的差異包養 所導致。詩這種觀點也合符于魏晉人崇尚天然的風氣。由于曹丕很是強調創作個性的這種獨特徵和不成改變性，一方面凸起了作家獨特個性對于作品風格的決定意義，體現了魏晉時期“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精力。另一方面，則能否定了現實習染同樣可以改變創作風格的能夠性。這是其理論的缺點。在《典論·論文》中還對文學批評的態度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好比反對“文人相輕”和“貴遠賤近”，主張“正人審己以度人”，這對文學批評也是傑出的倡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分歧文體特點、標準

　　在《典論·論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惟。在剖析作家才幹個性各有所偏的同時，曹丕提出了四科八體說的文體論。“本”指文章的本質特征，即用語言文字來表現必定的思惟情感；“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征或文章在內容和情勢方面的特點。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惟感情，其“本”是雷同的，分歧的是分歧的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情勢、體貌風格等方面各有分歧。接著曹丕提出文體共有“四科”八種體裁的文章。并且認為文體各有分歧，風格也隨之各異。

　　指出文學批評應有正確態度

　　他指出有兩種錯誤態度要不得：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就是尊古卑今的觀點，這在東漢的桓譚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學術而言，曹丕卻專就文學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見，謂己為賢”、“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包養網 以所長，相輕所短”。這就指出了“文人相輕”的積習，是他的創見。作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間相互貶損的弊習，剖析了形成這種局勢的緣由，并且為文人之間的相處指明了正確途徑。關于典論論文的幾個問題。

2、《文賦》

　　《文賦》，以其優美的詩的語言．奇妙的比方，豐富的想象，具體描繪了藝術創作過程某些帶有規律性的文藝現象，這種獨特的論述方法及其精辟的美學思惟，在許多方面都頗具卓見。《文賦》的中間是論述了以構思為主的創作過程。1、構思前的準備：著重強調了玄覽、虛靜的精力狀態和知識學問的豐富積累兩方面的內容。《文賦》開篇就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玄覽”與虛靜意思雷同，便是消除紛擾，全神貫注地進進創作狀態，而“典故”就是指積累豐富的學養，這樣構思活動才幹順利展開。2、構思活動的情狀：《文賦》生動地描繪了構思活動的情狀；起首要進行豐富的想象活動，想象活動超出時空，無限豐富和廣闊，所謂“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情與物在想象過程中的結合，是藝術構思的心然結果。當藝術意象在作家的思維過程中構成以后，就要用語言文字作為物質手腕，使它具體地呈現出來。為了尋找最出色的、最能充足表現在構思中構成的藝術意象的語言文字，就要“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上全國地往尋找。并且，這語言文字還要具有獨創性。3、靈感在構思中的感化：陸機認識到靈感的感化，認為靈感不是人力所能擺佈，而應順乎天然。陸機簡介見中國現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陸士衡集》。

　　《文賦》把文體分紅十類：即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并且認為，分歧的文體有分歧的風格。陸機的文體論在曹丕《典論·論文》“四科八體”說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個步驟，提出了“十體”說。

　　此中特別是“詩緣情而綺靡”說有很是主要的意義和影響。所謂“詩緣情”就是說詩歌是因情而發的，是為了抒發作者的情感的，這比先秦和漢代的“情志”說又前進了一個步驟，加倍強調了情的成分。這是魏晉時代文學自覺的主要表現。陸機講“詩緣情”而不講“言志”，使詩從“止乎禮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又講“賦體物而瀏亮”，“體物”就是要描繪事物的抽像。“體物”就是要描繪事物的抽像。“緣情”、“體物”就是要詩賦的文學作品重視情感與抽像，說明陸機對文學的藝術特征的清楚又在後人基礎上年夜年夜深刻了步。

　　《文賦》對創作過程的具體表現技能有比較細致的剖析：（1）結構與布局：強調必須恰到好處地設定好意和辭，使之充足發揮感化。結構應根據內容需求，采取分歧情勢。（2）意對文辭包養網 的主導感化：以意（內容）為主干，文辭為枝條，實則便是主張內容與情勢的高度統一。（3）藝術技能方面的幾個主要原則：這就是“其會意（具體構思）也尚巧，其遣言（置辭）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留意音節、節奏的音韻和諧美），若五色之相宣。”對詩賦等文學作品，就是要構思奇妙，詞藻華美、有抑揚頓挫的音樂節奏美。（4）具體寫作方式：定往留（選材和剪裁）、立警勵（立警語以振醒全篇）、戒相同（立意、造語要新）、濟庸音（對平淡之處要設法拯救）等包養網 。

　　文學作品藝術美的五個標準：應（指意和辭的相互共同響應）、和（指意和辭共同和諧）、悲（指文章的強烈的藝術沾染力）、雅（指文辭雅正）、艷（指文辭漂亮）。此中的“悲”、“艷”就是要文學作品能充足體現鮮明的愛憎情感，文辭漂亮，能真正感動人。這就是強調了文學作品應有很高的藝術美。

　　《文賦》的影響，《文賦》對六朝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影響極年夜。《文心雕龍》可以說是周全繼承和發展了《文賦》的文學理論；摯虞、李充的文體論繼承發展了《文賦》的文體論思惟；《文賦》還影響了沈約等人的聲律論和蕭統《文選》的文學觀念。

　　除了以上的積極影響外，也有人認為，《文賦》過分強調了文學作品的藝術美、情勢美，影響了六朝文學的現實主義包養網 傾向。

　　文章流別論

　　關于各種文體的性質﹑源流的專論。晉摯虞撰。摯虞（？～311），字仲洽，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市）人。晉泰始年間舉賢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亂餓逝世。《晉書·摯虞傳》載，他“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先人把《流別集》中所作各種體裁文章的評論，集中摘出，成為專論，即《文章流別論》。原文已佚，另有若干片斷散見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承平御覽》等類書中。《文章流別論》是，論到的文體有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哀策﹑對問﹑碑銘等十一種，但也旁及文章的感化和文章的評價。文中發揮了儒家傳統的文藝思惟，強調文章的人倫與王澤的教化感化；主張詩以“四言為正”，“頌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對浮夸奢侈的文風，如指出“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犯了“假象過年夜”﹑“逸辭過壯”﹑“辯言過理”﹑“麗靡過美”四過，則是可取的。

　　摯虞所采用的評論文體的方式，與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所講的“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著作綱領有相類似之處。所以，明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摯太常集》的《題辭》說:“《流別》曠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鐘嶸《詩品》，緣此起議，評論日多矣。”說明它對南朝文學理論專著有側重年夜影響。

　　今有：《摯太常集》見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3、《詩品》

　　我國第一部論詩的專著。《詩品》，鐘嶸著包養 。鐘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他的《詩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監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寫成的它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后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爾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情勢主義文風的斗爭中的產物鐘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包養詩壇的混亂局勢。
《詩品》所論的范圍重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下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上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里，他談到本身對詩的普通見解：“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包養網 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見解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包養 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內在的丹采應劃一重視。這和劉勰的見解年夜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水平上略有分歧。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里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包養網 ？”并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并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構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

　　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鐘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包養 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整正確的。可是，鐘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不免難免有點“因噎廢食”了。

　　鐘嶸論詩有一個嚴重特點，這就是他善于歸納綜合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歸納綜合詩歌風格重要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線人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著眼于比興依靠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岳，靡于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并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里他已經說五言詩“是眾作之有味道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釁釁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留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留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于運用描述比方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征，例如評范云、丘遲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很是新鮮貼切。

　　鐘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或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系是比較錯綜復雜的。鐘嶸卻經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于國風，阮籍詩包養網出于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于李陵，嵇康詩出于曹丕，陶潛詩出于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據。至于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于“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牴觸。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平易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　鐘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情勢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遭到南朝情勢主義潮水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觸及他們作品的思惟成績。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上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

　　《詩品》對后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年夜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響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式上、或詞句情勢上遭到他分歧水平的啟發和影響。

　　今有：《詩品注》國民文學出書社1961年版；《詩品》上海古籍出書社2007年版；《詩品譯注》中華書局1998年版；《詩品校釋》呂德申校釋，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版；《詩品譯注》周振甫譯注，江蘇教導出書社2006年版；《詩品人間詞話》哈爾濱出書社2007年版；《詩品、詞品》毛佩琦主編，萬卷出書公司2009；《詩品研討》，曹旭著，上海古籍出書社1998年版。

4、《文心雕龍》

　　現代文學理論著作。作者劉勰。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涯于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學理論家。漢族，本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東莞鎮年夜沈莊（年夜沈劉莊）。劉勰早年家道貧冷，篤志好學，終生未娶，曾借居江蘇鎮江，在鐘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隨僧佑研讀佛書及儒家經典，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歷時五年，終于書成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巨著，該書共計三萬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書超後人，體年夜而慮周，風格迥異，獨樹一幟，對后世影響頗年夜。他曾官縣令、步卒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暮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包養網 《文心雕龍》奠基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不成或缺的位置成書于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502）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年夜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魏晉時期，中國的文學理論有了很年夜的發展。到南北朝，逐漸構成繁榮的局勢。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在其歷史發展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既為《文心雕龍》的出現準備了條件，也在《文心雕龍》中獲得了反應。《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含四個主要方面，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是全書的綱領，而其焦點則是《原道》《徵圣》《宗經》3篇，去世多年了，她還是被她傷害了。請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諸于圣，宗之于經。從《明詩》到《書記》的20篇，以“論文序筆”為中間，對各種文體源流及作家﹑作品一一進行研討和評價。以有韻文為對象的“論文”部門中，以《明詩》《樂府》《詮賦》等篇較主要；以無韻文為對象的“序筆”部門中，則以《史傳》《諸子》《論說》等篇意義較年夜。下部，從《心機》到《物色》的20篇（《時序》不計在內），以“剖情析采”為中間，重點研討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則重要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鑒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門，是全書最重要的精華地點。加上最后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共50篇。主導思惟：《文心雕龍》全書以孔子美學思惟為基礎，兼采道家，周全總結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結果，細致地摸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鑒賞的美學規律。它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整是劉勰的獨創。此中“心機”是劉勰繼《文賦》之后，對抽像思維的進一個步驟摸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不受拘束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肅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

　　文學史觀：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遭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涯的影響。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把過去這一方面的理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也很重視文學自己的發展規律。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于“因”“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改革的關系。他請求作家要年夜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只要不斷的創新，即《文心雕龍》所說的“變”，文學創作才會獲得不斷的發展:“變則其（可）久”（《通變》），“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但它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只要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一路來，文學創作才有能夠“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通變》）。

　　包養網 文學批評：頗多精到的見解。此中《知音》篇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探討批評問題的較早的專篇文它提出了批評的態度問題﹑批評家的主觀修養問題﹑批評應該留意的方面等。有些論述雖然帶有經學家的氣息，但不少論述都是較精辟的。例如關于批評態度問題，劉勰很是強調批評應該有周全的觀點。因為作家的才幹稟性不僅“修短殊用”﹑“難以求備”（《程器》）；並且，由于文學創作從內容到情勢都是豐富而多樣的，是以批評家就不應“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否則就會出現“所謂‘東向而看，不見西墻’”的現象。又如對于批評家，他特別強調廣博識見的主要性:“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并且根據桓譚的“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劍則曉劍”（《全后漢文》卷十五《賦道》），提出了一個在后世很是知名的論斷:“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知音》）認為任何批評中的真知灼見，只能是樹立在廣博的學識和閱歷基礎之上的。這些意見不僅對當時作家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丕《典論·論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曹植《與楊德祖書》）的不良批評風尚具有積極的針砭意義，並且至今仍有必定的借鑒意義。但作為一個批評家來說，劉勰有時也是缺少應有的識力和判斷的，例如他對杰出作家陶淵明，竟一語未及。

　　文學評論：劉勰則對創作中的主客觀的關系等，作了更為明確而周全的論述。它起首確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賁華”等現象之美，是一種客觀存在，所謂“夫豈外飾，蓋天然耳”（《原道》）。同時，又非常強調創作主體即作家後天的稟性﹑氣質﹑才幹（《體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學識修養等對文學創包養網 作反應現實美的主要性。》），“爬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心機》），認為作家觀察外物，只要帶著深摯的感情，并使外物染上強烈的情感顏色，藝術表現上才會有精緻的文采。強調感情在文學創作全過程中的感化。請求文學創作要“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情采》）。在風格論的基礎上，劉勰特別標舉“風骨”。“風骨”一詞本是南朝品評人物精力面孔的專用術語。文學理論批評中的“風骨”一詞，恰是從這里引申出來的。“風”是請求文學作品要有較強的思惟藝術沾染力，即《詩年夜序》中的“風以動之”的“風”。“骨”則是請求表現上的剛健清爽。“風骨”的理論，既是針對南朝浮靡的文風而發，也是從傳統文學理論中歸納綜合出來的。“風骨”之說，對唐代包養網 詩歌的發展，曾經發生過嚴重的影響。《文心雕龍》關于藝術想象的理論，也有精辟的論述。繼承《文賦》關于這一問題的見解，作了進一個步驟的論述和發揮。《心機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一成語，論述藝術想象超出時空限制的特點:“故肅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但他又比陸機的觀點年夜年夜前進了一個步驟，認為藝術想象并非凌虛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見為饋貧之糧”的抽像化的比方，說明藝術想象的基礎只能是客觀生涯中的素材或原料。這一見解，是合適實際的。同時，它又提出“神與物游”的主要觀點。“神”即“心機”，是六朝時期的常用語匯，意即思維的特點是不疾而速的；語出《易·系辭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可而至。”“物”即客觀現實。“神與物游”即指作家在藝術想象的全過程中，始終離不開具體﹑理性的物象，兩者始終是有機結合在一路的，這恰是形像思維的特點。《文心雕龍》還強調指出，唯有當作家的精力心思處于“虛靜”狀態，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紛擾時，才幹更好地馳騁本身的藝術想象力。“虛靜”之說源于道家，荀子曾有進一個步驟的發展，而劉勰將它創造性地運用于文藝創作理論。

　　《文心雕龍》在論述藝術想象時，還提出了“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等見解，強調藝術想象要有常日廣泛的積累和生涯知識，這樣就為他的藝術想象的理論奠基了堅實的樸素唯物主義的基礎。《文心雕龍》繼《文賦》之后，對于藝術想象及形像思維的論述，對后世發生了主要的影響。例如王昌齡所說的“神會于物”（《唐音癸簽》卷二），蘇軾所說的“神與萬物交”（《書李伯時山莊圖后》），黃宗羲所說的“古之情面與物相游，而不克不及相舍”（《黃孚先詩序》）等觀點，都是漤觴于《文心雕龍》“神與物游”的。在《文心雕龍·心機》篇中還對“辭令”“志氣”和語言的關系作了很好的闡發。

　　1、初步樹立了文學史的觀念

　　作者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遭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涯的影響。他在《時序》篇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并在《時序》《通變》《才略》諸篇里，從上古至兩晉結合歷代政治風尚的變化和時代特點來摸索文學盛衰的緣由，品評作家作品。好比他說建安文學“梗概而多氣”的風貌，是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而構成；東晉玄言詩泛濫，是由于當時“貴玄”的社會風尚所決定。留意到了社會政治對文學發展的決定影響。不僅這般，他還留意到了文學演變的繼承關系。并由此出發，反對當時“競今疏古”的不良傾向。這些都是非常可貴的。

　　2、論述了文章內容與情勢的關系

　　剖析論述了文學創作內容和表現情勢的關系，主張文質并重。在《風骨》篇里，他主張“風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強調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間，他更強調“風”、“情”的主要，他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堅決反對單方面尋求情勢的傾向。

　　3、總結文學創作的經驗教訓

　　從創作的各個環節上總結了經驗，提出了應該防止的掉敗教訓。他指出，在創作上，作家“神與物游”的主要，強調了情與景的彼此影響和彼此轉化。他還指出，分歧風格是由于作家後天的才思、氣質與后天的學識、習染存在著差異的結果。針對當時“近附而遠疏”、“馳騖新作”的風氣，他提出了繼承文學傳統的需要，論述了文學創作中“新”、“故”的關系。此外，他對創作中諸如韻律、對偶、用典、比興、夸張等伎倆的運用，也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

　　4、初步樹立了文學批評的方式論

　　在《知音》篇里，他批評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各執一隅之解”的不良風尚，請求批評家“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六觀”的批評方式：一觀位體，看其內容與風格能否分歧；二觀置辭，看其文辭在表達道理上能否確切；三觀通變，看其有否繼承與變化包養 ；四觀奇正，看其布局能否嚴謹妥當；五觀事義，看其用典能否貼切；六觀宮商，看其音韻聲律能否完善。這在當時是最為周全和公允的品評標準。

　　5、歷史局限性

　　《文心雕龍》雖然有不成防止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宗經”﹑“徵圣”等儒家思惟對于他的文學理論有不少消極影響；可是，這并無妨礙它成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部名副其實的“體年夜而慮周”﹑“籠罩群言”﹑富有卓識的專著，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份非常寶貴的遺產，遭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理論任務者越來越多的留意和重視。

　　6、版本和注釋

　　在中國，對《文心雕龍》的研討﹑注釋﹑翻譯著作頗多。現存最早寫本為唐寫本殘卷（躲北京圖書館）。以上海古籍出書社影元至副本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黃叔琳本，古人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等；
《文心雕龍注釋》劉勰著，周振甫注釋，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年版；《文心雕龍注》南朝·宋·劉勰，范文瀾注，國民文學出書社，1958年版；《文心雕龍今譯》周振甫，中華書局1986年版。

5、《文章緣起》

　　現代第一部文體論專著，專門探討各類文體的肇端之作，舊本題梁一卷《兩淮馬裕家躲本）任敢後悔他們的婚事，就算告朝廷，也會讓他們——”昉（460—508）是齊梁間有名文人。任昉（fǎng）（460～508），字彥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一說山東廣饒）人。南朝梁文學家。自幼“聰明神悟”，四歲能誦詩，八歲能文，“雅善屬文，尤長載筆，聲聞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駒也。”16歲被舉為兗州秀才第一。宋末奉朝請，拜太常博士。齊時被王儉引為主簿，深得賞識。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梁時歷任義興（今江蘇宜興縣）、新安（今浙江淳安縣）太守。平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平易近，離開義興時，“船中惟有絹七匹，米五石罷了”。天監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蕭衍“悲不自勝”，“本日舉哀，哭之甚慟”。任昉寫文章時擅長表、奏、書、啟等文體，文格壯麗，“草擬即成，不加點竄”，而同期的沈約以詩著稱，時人稱“任筆沈詩”。沈約稱任昉“心為學府，辭同錦肆”。王融“自謂無對當時”，可是一見任昉之作，似“恍然若掉”。王儉見其筆札，“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于任子。若孔門是用，其進室升堂。’”又與沈約、王僧儒同為三年夜躲書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防、王融、謝朓、沈約、陸倕、范云、蕭琛、蕭衍）。作《奏彈范鎮》文，他反對范縝的“神滅論”。著有《述異記》2卷、《雜傳》247卷、《地輿書鈔》9卷，《地記》252卷、《文集》23卷、《文章緣起》1卷等。《地記》、《雜傳》等近500卷，均佚。今傳明人輯《任彥升集。

　　對文章體裁的分類研討，是文學走向獨立發展的一個主要標志。在漢代，它僅限于個別文體，到六朝就出現了一批綜論各體的論著。曹丕的《典論·論文）首肇其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和李充的《翰林論》都將它與分體選文相結合，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用全書五分之二強的篇幅詳論各體文章，并確立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周到的文體論體系。任窻的《文章始》之作，順應了六朝時期深刻研討文體的潮水，并另辟蹊徑，專門探討各體文章的肇端之作，成為現代第一部文體論專著。盡管它的理論價值難與《文心雕龍》、《詩品》等文論巨著比擬，並且即便在文體論中，它也只觸及了“原始尋根”一個方面，可是，這部著作觸及的文體面頗廣，也有鮮明的特點和獨到的見解，對后世又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是以，它還是一部主要的現代文體論著，現代文論史上應該給予它恰當的評價和位置。對于文體分類，《文章緣起》共列為84題，而《文選》選文，分為38體;《文心雕龍》論及的文體，總數達120種擺佈。據對照查核，《文章緣起》列舉的84題中，只要十幾種沒有為《文選》和《文心雕龍》所觸及，並且這十幾種多是較主要的文體或某些文體的細類，如謁文、悲文、祈文、告文、哀頌、讓表、勸進等。可見，在文體分類上。

　　今有：《文章緣起》商務印書館1918年版；《文章緣起》中華書局1985年版；《文章緣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7年版。

6、《眉月樓古文緒論》

　　古文理論著作。一名《古文緒論》，1卷，共60則。清代吳德旋著，呂璜記述。吳德旋（1767～1840）字仲倫。宜興（今屬江蘇）人，著有《眉月樓文鈔》10卷，《續鈔》8卷，《詩鈔》4卷等。呂璜（1778～1838）字禮北，號月滄。永福（今屬廣西）人，著有《月滄小集》等。吳德旋初與張惠言同學古文，后師事姚鼐，論文亦宗之，頗以柔澹高古為美，力排惲敬雄奇縱橫之說。此書著重講古文寫作的某些規律，亦評及歷代作家、作品。所論重法式，也談風神、氣、韻，而于古文之體裁、風格辨析甚嚴，以為小說、語錄、詩話、時文、尺牘，“五者不往，非古文也”。但書中之論尚非吳氏古文理論全貌，須與文集中論文之作相互參照。

　　此書有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本，常州盛氏《常州前賢遺書后編》本，二者皆與《眉月樓論書隨筆》同刊。

　　今有：《論文偶記、眉月樓論書隨筆、春覺齋論文》國民文學出書社校點本1959年版；《眉月樓論書隨筆》，上海古籍出書社，歷代文話，2007年版。

7、《文則》

　　三卷，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專談修辭的著作。宋人陳骙著。　陳骙，字叔進，臺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累官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知秀州、寧國府、承平州等。光宗紹熙元年（1190），召為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1191），詔陳時政得掉，陳骙疏陳三十條，上自用人、納言，下至飲宴、頒賞，頗能切中時弊。三年三月（1192）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仲春（1193）參知政事。寧宗時，宗室趙汝愚為右丞相，兩人意見不協。韓侂胄以策建功擅年夜權，也對陳骙不滿。于是骙不久致仕。骙喜獎掖后進，能破格用人，熟習前代掌故和當時規章法則，文詞高古辭官后，獨居一室，孜孜不倦地收拾舊著。嘉泰三年（1203）卒，年七十六歲。著有：《中興館閣錄》十卷《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古學鉤玄》《政鑒錄》等。

　　本書中國最早的一部研討辭章學的專著。齊梁劉勰雖在《文心雕龍》中提出過文法修辭等若干問題，但不是成系統的專著。成書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此書以六經諸子文為范例，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項，計62條，探討了詩文寫作的普通性原則，對修辭和煉句的方式，以及分歧文體的風格特征。消極修辭論、積極修辭論、語法、篇章修辭論以及文體風格論。;《文則》“雖以事出創造，不無瑕疵”，但論及了語法、句法、辭格、文章、風格、文體等多方面內容，初步樹立了年夜修辭學體系，體現了現代修辭學界所倡導的廣義修辭觀;陳骙雖是對《詩》《書》《禮》《易》《年齡》等靜態書面語言的考核，但用動態的辯證的目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體現了動態的辯證的修辭觀。

　　今有：《文則》，《歷代文話》本王水照主編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中國歷代文章學論著選》陳良運主編，百花洲文藝出書社2003年版。

8、《書影》

　　清代詩文筆記，別名《因樹屋書影》，10卷。清初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學者稱其為“櫟園師長教師”，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加入我的最愛家。該書乃他在獄中無可檢閱，記敘生平所學、所見、所聞的札記。書史取“白叟讀書只存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又因囚于刑部獄因樹屋中，故全稱“因樹屋書影”。集中包羅著良多評詩賦，論文風，談藝壇掌故，述文人軼事的篇什，而所觸及的范圍之廣，又廣泛小說、戲曲、繪畫諸多方面。書中內容龐雜，或考釋典籍，或評論詩文，或議論經史，或談藝論技，或記載奇聞異事。特別是《書影》中保留了一些主要的小說史料。如關于小說批評家葉晝的生平事跡，《水滸傳》的作者、版本等問題的介紹等，比較珍貴。作者獄中所作，無從檢校，僅憑記憶而能這般博洽周詳，實屬難得。是書于康熙六年（1667）由賴古堂刻。雍正三年（1725）由懷德堂重刊。此書不單可以增長見識開闊眼界，並且對研討文學史和研討文藝的人來說，都是年夜有裨益的。

9、《藝概》

　　清代文學作品評論筆記，6卷，劉熙載撰。　詩文評論著作。著者清代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曾官廣東提學使，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于經學、音韻學、算學有較深刻的研討，旁及文藝，被稱為“東方黑格爾”。著有《古桐書屋六種》、《古桐書屋續刻三種》。

　　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人，出生于一個比較貧冷的知識分子家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官拜翰林院庶吉人，后改授編修。同治三年（1864年）補國子監司業、廣東提學使，不久請假前往故鄉，從此離開官場。暮年居住上海，擔任龍門書院主講，長達14年之久。他始終堅持著一個學者的本質，閉門讀書、寫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所說的：“自六經、子、史外，凡地理、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欠亨曉。而尤以躬行為重。”

　　《藝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寫成的，是劉熙載對本身歷年來談文論藝的札記所做的集中收拾和修訂。六卷中，《書概》和《經義概》分別談論了書法藝術同詩與畫的關系以及治經與陳腔濫調文寫作的關系，其他部門都是專門論述文藝創作的。他的寫作目標也相當明確，就是“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達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目標。

　　《藝概》是作者平時論文談藝的匯編，成書于暮年。全書共6卷，分為《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分別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陳腔濫調文等的體制流變、性質特征、表現技能和評論主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謂談藝“好言其概（《自敘》），故以“概”名書。“概”的涵義是，得其年夜意，言其概要，以簡馭繁，“舉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觸類旁通。這是劉氏談藝的主旨和方式，也是《藝概》一書的特點。所以和以往談藝之作比較起來，廣綜約取，不蕪雜、不瑣碎，發微闡妙，不玄虛，不抽象，精簡切實。

　　《藝概》的寫作缺少完全的體系。它采取的是以三言五語論述創作上的一個問題或評論一個作家、一種文學現象。他把本身的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為“欲其詳盡，詳有極乎”？是以采取“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的辦法，以期起到觸類引申、舉一反三的感化。綜觀《藝概》全書，的確也基礎上做到了這點。尤其在論文、詩、詞、賦諸部門中，對作家作品的評定，對文學情勢的流變，對藝術特點的闡發等，時有卓見確論。《藝概》的寫法是傳統的詩話的寫法，用短短幾句話，評論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歸納綜合其藝術特點。可是比起傳統詩話的多部著作來，《藝概》有兩個特點：一、它評論作家、作品，重要著眼于藝術作為審美創造的特點和規律，理論性比較強，不像傳統詩話包養網 、詞話那樣，用大批篇幅記載傳聞逸聞或搞史料考證。所以它更帶有美學的性質。二、它不像傳統詩話包養網 、詞話那樣，只觸及文學的一個門類，而是觸及詩、文、詞、曲、書法等藝術的各個廣泛門類，這在過往也未幾見。

　　《藝概》最凸起的特點，是對藝術創作中一系列辯證關系的探討，對于這些關系的探討比起後人來更自覺、深入和周全。他從剖解各種藝術的具體實踐出發，歸納綜合出100多個對立統一的美學范疇，意包養網 在運用兩物相對峙的牴觸法則來提醒藝術美的構成和創作規律。可以說，牴觸法是貫穿《藝概》全書的中間思惟，也是劉熙載論藝及其審美方式論的焦點。他所擺列出的一百多個對應范疇，構成了藝術辯證法的一個獨特的審美體系，這既是《藝概》的一年夜特點，也是劉熙載在總結現代藝術辯證法方面的一年夜貢獻。這個審美體系的基礎內容，可以從七個方面加以歸納綜合：主觀與客觀統一的本質論、真實與虛幻統一的真實論、“一”與“紛歧”統一的意象論、似花還似非花統一的意境論、陽剛與陰柔統一的風格論、用古與變古統一的發展論、人品與詩品統一的鑒賞論。

　　劉熙載是一個重視躬行實踐、力圖獨善其身的儒者。他論詩話文評曲品詞，非常強調作家思惟情感以及為人處世的“人品”在創作實踐中的感化和影響，提出了“詩品出于人品”的有名論斷。這也是他文藝品評的主要原則和文學評論的焦點。

　　知人論世，是我國文藝批評和文藝理論的基礎觀點，所以就有“讀其文想見其人”的評論。劉熙載的“詩品出于人品”，就是認為詩品是人品的一種反應，是詩中的人品。前者具體指作品的思惟和藝術程度的高下，后者指作家的品德品質。從這個觀點出發，在《藝概》中，對品德高貴的作家的作品，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推重；對于品德不高者，則常有微詞。他稱屈原的《離騷》，“一往皆挺拔獨行之意”（《賦概》）。這就是說，屈原的《離騷》恰是他高潔人格的表現。他說柳宗元的散文是“民氣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那一年，她才十四歲，青春年少會開花。靠著父母的愛，她不懼天地，打著探訪友人的幌子，只帶了一個丫鬟和一個司機，大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力郁結處”（《文概》）。柳宗元關心國民疾苦，立志改造，才使他能夠“你說的是真的嗎？”一個略顯吃驚的聲音問道。寫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銳地對現實加以揭穿，又能抒發他思惟上積郁的對現實的不滿。他認為詞也是詞品出于人品，說：“論詞莫先于品”（《詞曲概》）人品體現在作者的文品中，就連書法也不破例。他說：“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罷了。’”（《書概》）還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格為本。是則感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書概》包養 ）這就強調了人的才學、思惟、性格，是書法中最主要的。

　　基于上述思惟觀點，劉熙載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認識，往往相當深入、明確，進而評點其價值意義。他能夠透過一些作品撲朔迷離的概況現象，發掘出作家作品深層的思惟內涵，提醒作品的真實內容和藝術價值。在評論李白、杜甫的異同時，他明確指出：“太白與少陵統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降生語，有為言之也。屈包養 子《遠游》曰：‘悲時俗之迫厄兮，愿輕舉而遠游。’使疑太白誠欲降生，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詩概》）這就明白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經世”，李白是有幻想有抱負的，他的一些描寫仙人境界的游仙詩，概況上看來浪漫、超脫，可依然是一種“有為言之”的創作。為了把問題說得更為確切，劉熙載還以屈原的《遠游》為類比，闡明了本身的觀點。他論杜詩，認為杜甫“志在經世”，又善于抒發真實感情，這樣的人，假如能夠獲得明主的重視，為世所用，必定能夠“濟物”救世。他說：“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失意必能濟物，可為看詩之法。”（《詩概》）宋代關于蘇軾、辛棄疾的詩詞，他非常推重，《詞曲概》里面說：“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煢。”又說：“好漢出語多本質，辛棄疾詞，于是可尚。”他對那些具有高貴情操和高尚品質，又有偉年夜的抱負和愛國心的作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相反，對那些在創作上雖然也有很高造詣，可是人品上完善，或內容空洞的作家作品，卻表現出明顯不滿，甚至加以否認。他尖銳地指出那些描寫歌姬、舞女的詞作，“類不出綺怨”。（《詞曲概》）說北宋大師周邦彥與妓女談情說愛的詞，不過是其淫情蕩旨的宣泄，“當不得一個‘貞’字”。這在晚清浙江詞派與常州詞派年夜都推重溫庭筠、馮延巳、柳永和周邦彥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副清涼劑。

　　劉熙載對于藝術創造中“天”、“人”的關系，即天然和人工的關系，有很好的論述。他提出了一個“天”、一個“人”。“天”即天然—人工—天然的三段式，這是一個藝術創造的三段式。他說：“書當造乎天然。蔡中郎但謂書肇于天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書概》）所謂“肇于天然”，就是說，藝術家創造的審好心象，應該回到天然，不露人工的痕跡。所以叫“由人復天”。他還說：“《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概》）“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煉如不煉，傑出而本質，人籟悉歸天籟矣。”（《詞曲概》）《檀弓》的渾化、古樂府的“極煉如不煉，傑出而本質，人籟悉包養 歸于天籟”，就是“造乎天然”，也就是“由人復天”。

　　《藝概》論文既重視文學自己的特點、藝術規律，同時又強調作品與人品、文學與現實的聯系。劉熙載認為文學是“心學”，是作家情志即“我”與“物”相摩相蕩的產物。所以論文藝貴真斥偽，確定有個性、有獨創精力的作家作品，反對因襲包養網 模擬、夸世媚俗的作風。他留意到文學創作存在兩種分歧的方式：或“按實肖象”、或“憑虛構象”。并重視藝術抽像和虛構，認為“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所以對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較深入的認識。如說莊子的文章“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乃是“寓真于誕，寓實于玄”；李白的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其實與杜甫“統一志在經世”。他運用辯證方式總結藝術規律，指出：“文之為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經義概》）。又說“物一無文”，但“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此中，斯能用夫紛歧者也”（《文概》）。《藝概》對物我、情形、義法種種關系的論述，就著重提醒了它們是若何辯證統一的，凸起了我、情、義的主導感化。

　　由于掌握藝術辯證法，劉氏考核創作問題、評價作家作品，往往深刻一層，超出跨越一頭，有精辟獨到的見解。他強調作品是一個有機整體，論所謂“詞眼”、“詩眼”，提出“通體之眼”，“全篇之眼”。他談批評與繼承的關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他對分歧旨趣、分歧風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強分軒輊，其長處與缺乏都如實指出，如說：“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云氣少’也。”他論表現伎倆與技能，指明“語語奧妙，便不奧妙”，“竟體求奇，轉至不奇”，強調“交相為用”、“相濟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藝術范疇，如深淺、重輕、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諧拗、淡麗等等。

　　劉熙載認為文學“與時為新聞”，重視反應現實、感化于現實的所謂“有關系”的作品。他還把作品的價值同作家的品德聯系起來，強調“詩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論詞不囿于傳統見解，推重蘇軾、辛棄疾，批評溫庭筠、包養網 周邦彥詞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約派詞為“變調”，而以蘇軾開創的豪邁派詞為“正調”。他的詞論，在清亡前后有必定影響。沈曾植稱許他“涉覽既多，會心特遠”（《菌閣瑣談》）；馮煦謂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論詞》）；王國維《人間詞話》則對《藝概》拈出作品中詞句來歸納綜合作家風格特點的評論方法以及個別論點，都有所汲取。

　　《藝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書屋六種》本，今有《藝概》上海古籍出書社1978版；《藝概注稿》袁津琥著，中華書局2009年版。

10、《國故論衡》

　　近代學術論著，3卷，章炳麟撰。章太炎（1868-1935），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學乘，后更名絳，號太炎。漢族，浙江余杭人，清末平易近初平易近主反動家、思惟家、中國近代有名樸學年夜師。有名學者，研討范圍觸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作甚豐。魯迅，周作人，黃侃，錢玄劃一近代有名文人皆出其門下。
《國故論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大略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考證詳核。中卷論文學，共七篇。首論文學界說，以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屬于“文”的范圍：亦述歷代散文、詩賦的優劣，大略于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于詩賦薄中唐以降。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哲學的流變，于道家推重特至，謂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經國莫如《齊物論》”。《齊物論》為《莊子》的一篇。該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論小學，共十一篇。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大略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考證詳核。中卷論文學，共七篇。首論文學界說，以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屬于“文”的范圍：亦述歷代散文、詩賦的優劣，大略于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于詩賦薄中唐以降。下卷論諸子學，共九篇，通論諸子哲學的流變，于道家推重特至，謂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經國莫如《齊物論》”。

　　本書為章太炎主要的國學著作，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卷，系統論述文字音韻學、文學、文獻學、周秦諸子學、經學及佛道之學等，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極其主要的影響。後人於后兩卷出力較多，而往往視小學為畏途。然章太炎有云“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平易近便俗”，故不成不察。上卷小學十一篇：小學略說，成均圖，音理論，二十三包養 部音準，一字重音說，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古雙聲說，語言緣起說，轉注假借說，理惑論，包養 正言論。特點地點。中卷文學七篇：文學總略，原經，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論式，辨詩，正裔送。

　　《國故論衡》于1910年頭在japan(日本)發行。今有《國故論衡疏證》龐俊、郭誠永疏證，中華書局2008年版；《國故論衡》陳平原導讀，上海古籍出書社，蓬萊閣叢書本，2003年版；《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